2023年开年，伯朗特起诉天健，引起业内哗然。再次回顾事件始末，天健作为伯朗特的“老搭档”，从2011年开始，连续10年担任伯朗特审计机构，期间经历了伯朗特2013年股份改制、2014年挂牌新三板、2019年上市辅导。但到2021年，天健对伯朗特销售收入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对2020年年度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至此伯朗特与天健“不欢而散”。
被深入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一记重击后，一系列的坏消息也随之而来。先是被从新三板“创新层”调整至“基础层”；紧接着2021年4月12日，全国股转公司对伯朗特实行风险警示，“伯朗特”变更为“ST伯朗特”，同时再次收到股转公司的问询函；三天后，天风证券退出ST伯朗特的做市商。2022年11月30日，ST伯朗特收到了全国股转公司的终止挂牌决定，这也就意味着伯朗特9年的新三板之旅即将彻底结束。可仅仅2天后剧情便出现反转，12月2日，ST伯朗特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终止挂牌决定复核申请，随后又出现了开头对天健提起诉讼的一幕。
从目前的整个事件发展走向来看，伯朗特或已被资本抛弃，但在这样“举目无亲”的状况下，伯朗特的核心财务指标仍企稳向好，财务状况更趋健康。2021年以来，伯朗特积极展开“自救”，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好转，应收账款大幅降低，机器人产品市占率大幅提升。2022年1-10月累积实现机器人销量破万，成功跻身国产品牌TOP 3；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3.6亿，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7,800万，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2021年再次下降33.52%，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26.61%。因此，我们有必要怀疑，这次“资本”是否站错了队？“被强制停牌”是否是“创新的代价”？
一、傲慢与偏见
1.主动选择or无奈之举
毫无疑问，天健是伯朗特后面一系列负面消息的导火索，很多人将天健“意见断层”的焦点放在伯朗特应用商模式下收入确认的真实性上，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监管环境的突变。2020年3月，新证券法开始实施，审计机构要真正担任好“看门人”的角色，否则将会被终生追责。在此背景下，对于伯朗特应用商模式下形成的74%收入，天健无法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出具非标意见是唯一选择，不欢而散也是无奈之举。
伯朗特被冠以“收入造假”的帽子更多是监管环境趋严背景下的一偏之见，在笔者看来，伯朗特收入造假的可能性极低。首先，关于伯朗特是否存在收入造假这件事，要明确一个前置条件，即“无法表示意见≠收入造假”。
一是经营款项兑付有力。伯朗特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员工及客户款项支付，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每月5日发放员工工资（节假日顺延），每月25日支付供应商货款（节假日提前或顺延），从未出现劳资纠纷，在东莞市大朗镇有口皆碑，这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经商环境做出了表率。强大的款项支付能力反映出企业诚信经营，也从侧面说明伯朗特现金流状况较为充沛，否则公司账面现金将无法覆盖2016年以来员工人数增长带来的成本提升，证明下游客户回款有力，企业经营稳健。
二是偿债压力几乎为零。近几年伯朗特的筹资活动非常干净，仅在2020年借款1,000万元，系控股子公司华成工控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母公司本体无借款。同时自2018年开始，也就是应用商模式正式实施第二年后，资产负债率从52.26%降低至2020年的30.23%，达到了公司历史最好水平。若类比同行业的埃斯顿，长期借款超10亿，短期借款也超8亿，资产负债率超过60%。
三是大比例现金分红。2020年年报被出具非标意见后，伯朗特连续两年进行全额分红计划，充分显示公司过去净利润情况的真实性。2021年按照公司总股本22,500万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0元（含税），合计9,225万元，全额等同于公司账上未分配利润9,269万元。2022年，伯朗特将2021年归母净利润4,950万元再次100%分红给全体股东。尹荣造仅在公司持股（直接+间接）38.65%，两次分红更多是分给了外部投资者，若伯朗特财务出现问题，如何能连续两年向外部投资者进行大比例现金分红？
2.搅局者or破冰者
伯朗特自成立以来，一贯特立独行，不管是“被ST”还是“被强制停牌”，其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伯朗特2016年12月开始实行的应用商销售模式。
“应用商销售模式”是伯朗特做出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在应用商模式下，伯朗特负责机器人和机械手本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应用商负责对其所销售的伯朗特产品提供终端应用设计、集成及售后服务工作，同时各应用商单季度可根据提供的担保财产情况获得产品授信额度。应用商模式的本质是网络效应，就像苹果或微软，它们的核心产品从销售那一刻起，就参与到一个越来越大的价值网络中，用户越多，每个用户从其产品中获得的价值也更大，因为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为它们的平台开发应用和提供服务，整个网络中将有更多的用户参与到价值的创造与分享之中，这将使网络中各个参与者的转移成本大幅提高，进而帮助企业建立牢固的行业地位。
正是得益于网络效应，伯朗特机器人产品销量实现过万，并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但应用商销售模式或是把双刃剑，在应用商销售模式下，一旦应用商不能按期准时付款，伯朗特应收账款坏账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同时威胁公司现金流。为消除2020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也是为解决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的问题，伯朗特采取了三大措施：
（1）对于新增销售订单：自2021年3月22日起，伯朗特新签订非门槛销售订单的收款方式由授信收款改为100%预收款，从订单源头减少应收账款新增；
（2）对于存量授信销售订单：于2021年6月26日，伯朗特与所有一级应用商协商达成一致，将应用商提货时间已到但未提货完毕的合同全部变更为BRTIR0805A机型，如有其他机型需求则必须100%预收，此举有利于将多种授信机型变更为单一授信机型，从源头上减少存量订单增加应收账款的机会；
（3）自2021年5月起，伯朗特针对未及时支付货款的一级应用商全部采取诉讼催款。
从公司2021年年报和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来看，伯朗特的自救措施是有效的，2021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2020年下降9.95%，2022年三季度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2022年期初下降33.52%。三大自救措施实行后，伯朗特的一级应用商数量从2017年末的158家，减少至2021年末的23家，但产品销量却大幅增长。
以上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伯朗特首创的应用商销售模式合理且有效；二是自救措施实行后，应用商销售模式虽有较大调整，但依旧在发挥正向效用。
3.妄人or狂人
与应用商销售模式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董事长尹荣造的“狂人”形象。2015年12月，彼时总市值仅为7.24亿元的伯朗特放言要融资105亿，业界一片哗然；2020年以来，尹荣造又相继提出了“2049”“3008”的发展目标，这样的言论任何人看来可能都会觉得“狂妄”。但实际上，尹荣造所说是“狂语”而非“妄语”，其背后的发展逻辑是值得推敲的，其所作所为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第一，尹荣造所谓的“共同富裕方法论”，其背后逻辑是伯朗特希望通过应用商模式的创新自建国产机器人产业链，打造伯朗特生态圈。伯朗特与应用商是买断式销售，伯朗特只卖裸机，不允许定制化配置，应用商就是其终端用户。因此，要买伯朗特的机器人有两个途径：签约成为伯朗特的应用商；找伯朗特的应用商购买。由此带来巨大的网络效应，从目前伯朗特的订单量和合同金额来看，伯朗特独创模式确实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第二，尹荣造之所以敢打“价格战”是因为两个底气：一是对供应链体系的成本控制能力。我国中低端工业机器人的竞争基础已从早期的产品性能和品牌竞争，切换到基于产业链效率的成本竞争，比拼的核心是高性价比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哪家核心零部件厂家都无法成为唯一的供应商”，伯朗特创新的赛马制度使成本能以更快的速度市场化，从而在成本、效率、性价比上占据优势。二是中低端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庞大需求。目前工业机器人行业正处于“卡位战”，在这个阶段迅速抢占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是关键，年销量更高的厂商才更有机会分享行业大红利。2022年1-10月，伯朗特机器人出货10,998台，为2021年全年机器人出货量的171.79%，提前达成年销量破万目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第三，危机之下尹荣造“有福同享，有难我当”的作为，充分体现了公司实控人的责任与担当。伯朗特最新一期公告显示，尹荣造将伯朗特持有的华成工控69%股权几乎全部分配给伯朗特股东，这意味着他直接让渡了也许是公司最后的“救命稻草”——华成工控的控股权，在公司多方承压的当下，尹荣造仍选择主动为外部投资者让利，何其难得！
二、拨云见日
剖析伯朗特的投资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标的本身，笔者认为，抛开饱受争议的“应用商销售模式”和尹荣造的“狂人狂语”，伯朗特的投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产业政策的重磅利好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机器人密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智能制造水平的关键指标。“十四五”时期，国家将机器人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2021年12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并提出，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要超过2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要增长100%，即450台/万人以上。
2023年1月19日，工信部等十七个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聚焦十大应用重点领域，突破100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200个以上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应用体验中心和试验验证中心。推动各行业、各地方结合行业发展阶段和区域特色，开展“机器人+”应用创新实践，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形成全面推进机器人应用的浓厚氛围。
随着机器人产业政策的重磅推出，机器人赛道东风渐起，各细分领域龙头深度获益，而伯朗特作为系统集成商龙头，对整个产业链体系的掌控能力更强，势必将率先受益。
2.中低端市场的庞大需求
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以“机器替人”为主，因此具备“可选工业品”属性，在制造业复苏过程中更具备弹性。我国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也应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需求地区。随着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品牌的崛起，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成本和门槛不断下行，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负载、响应性、一致性要求较高的精密制造行业，反而逐步渗透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催生了中低端市场的庞大需求。
以物流行业为例，2016-2019年，中国物流岗位从业人员规模增速仅为1.16%，远低于同期社会物流总额的复合增长率9.06%，从业人员数量增长速度不及业务规模扩张速度，体现了物流行业人效的提升。物流行业具有大量可自动化的流程，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契合度极高，随着智能物流逐渐兴起，工业机器人在物流行业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伯朗特在这样庞大的市场需求下，选择了“价格换市场”战略，有谋略更有智慧。2022年伯朗特机器人产品销量破万，成功跻身国产工业机器人销量TOP 3，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伯朗特机器人已经在中低端市场站稳了脚跟。
3.国产替代的关键时期
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大部分被外资“四大家族”——发那科（13%）、ABB（12.3%）、安川（8.8%）、库卡（7.4%）占据，内资品牌占有率仅为32%。从产品类型来看，四大外资品牌机器人主要集中在电子、汽车等高端行业应用市场，尤其是汽车制造、焊接等行业领域的六轴或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国产六轴工业机器人占全国工业机器人新装机量不足10%。而本土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优势领域在于金属加工、食品饮料、塑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以中低端为主。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正处于国产替代的关键期，衍生出两种“国产替代”模式，一是以埃斯顿为代表的国内头部厂商，以冲击高端市场为核心目标，通过积累底层技术和外延并购优质供应链资产，提升机器人产品的加工精度和稳定性，逐步做高端产品的国产替代。二是伯朗特模式，伯朗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冲击高端市场作为核心目标，而是先从中低端产品发力，把机器人当机械手来卖，通过“价格战”抢占中低端市场份额，同时建立健全供应链体系，为之后发力高端市场储备资源与能力。
在当前这个机器人行业国产替代的关键时期，我国既需要埃斯顿这类专注研发攻关，着力突破四大外资品牌构筑的技术壁垒，力求在高端市场做国产替代的“先驱者”；也需要伯朗特这类先带领国产品牌占领中低端市场，同时为高端产品蓄力的“务实派”。
4.控股并购的优质资产
2017年11年29日，伯朗特作价人民币6,900万收购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4%股权，收购完成后伯朗特持股比例达到75%。华成工控成立于2005年，并于2021年2月9日成功挂牌新三板（证券代码873553.OC），是一家以运动控制为核心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核心供应商，成立以来深耕运动控制技术，产品线覆盖了运动控制、驱控一体化、机器视觉、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等，拥有知识产权近500项。同时，华成工控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被誉为深圳市机器人行业十大机器人关键零部件企业、广东省机器人骨干企业、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企业。
华成工控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2018年营业收入为1亿元，在2021年达到了2.5亿元，年均增速50%。同时净利润保持较高水平，2021年净利润达到了0.52亿元，同比增长14.77%。在该部分资产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将会为伯朗特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与伯朗特保持较好的产业协同效应。
最后，借用某机器人电缆从业者在新媒体平台的一则留言：“无论怎么样，中国市场上有那么多上市企业，并没有多少家像伯朗特一样可以准时给供应商供款的”。伯朗特是“神话”亦或是“笑话”，资本说了不算，舆论说了更不算，一切需交给市场来检验。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求同存异、开放公平”的产业生态，这是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庞大的中国机器人市场，国产的份额还不大，在中高端应用领域更甚，需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给予伯朗特足够的“耐心资本”。
